先講兩件事情吧。

第①件：三位華人戴口罩購物，反被工作人員趕出。

2020年3月17日，為了防止感染新冠病毒，三位加拿大華裔戴口罩去超市購物，沒想到卻被工作人員趕了出來。為什麼趕他們出來？超市工作人員質問他們：“你是不是因為有病毒才戴上它？你既然生病了為什麼還往外面跑？”工作人員為什麼要這樣質問他們？因為加拿大人從小受到的教育是：“我生病了，為了避免傳染給別人，我需要戴口罩，否則就是不負責任的表現。”所以一看到戴口罩的人，他們就會條件反射地認為：“你一定是生病了！”

第二件：馬雲捐口罩給美國，反遭美國人痛罵。

馬雲給美國捐了100萬隻口罩，外加50萬隻新冠病毒測試盒。這本來是雪中送炭的大好事，沒想到卻遭到很多美國人的責罵：“我們真的要相信來自中國的東西嗎？”“不要，自己留著這些垃圾吧。”“不要相信他們的口罩。 ”“我不想要任何來自中國的東西。”為什麼這麼多美國人懷疑馬雲的捐贈？因為西方媒體和政客總是抹黑中國，美國人聽多了看多了，就總覺得“中國官員和企業不懷好意”。我為什麼要講兩件事情呢？其實我想講的是“信息繭房”。

什麼是“信息繭房”？

“信息繭房”是哈佛大學教授凱斯提出的一個有名的概念：“如果你只關注自己選擇的領域，如果你只關注某一種信息源，如果你只關注自己愉悅的東西，久而久之，便會像蠶一樣，將自己桎梏於自我編織的繭房之中，從而喪失全面看待事物的能力。”

王小波寫過一篇文章，此文叫《花剌子模信使問題》。文章講述了這麼一件事情：中亞古國花剌子模有一個風俗，凡是給國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，就會得到國王的提升。凡是給國王帶來壞消息的信使，就會被國王送去餵老虎。於是元帥出征在外，凡是麾下將士有大功，就派他們給國王去送好消息，以使他們得到提升；凡是麾下將士有大過，就派他們給國王去送壞消息，順便給國王的老虎送去食物。後來，有大過的人都死光了，為了保住麾下的將士，元帥只好編造各種好消息，國王就只能聽到好消息了，於是他總以為形勢一片大好，疏於防範，終致亡國。這就是“信息繭房”。

這幾十年來，由於西方政客和媒體總是慣性反華，西方人聽多後看多後，腦中就形成了信息繭房，所以對中國製度和中國人充滿了偏見。就像上面這位西方人說的：“如果一個公司開發了一種傳感器，這種傳感器比競爭對手的都要更好。如果這種技術是其他任何國家發明的，那絕對是好消息。但如果這是中國公司開發的，噢，這件事馬上就成了負面新聞，這會被拿來監視中國人……”

去年發生的集裝箱慘案也是一個典型。 2019年10月23日，英國一輛集裝箱貨車內出現39具屍體。在警方尚未確認的情況下，CNN等一眾西方媒體就直接臆測：“39名死者是來自中國的偷渡客。”並紛紛借用此事攻擊中國製度，CNN記者更是大言不慚地提問：“新中國成立70週年來取得了很多成就，但中國公民為什麼要通過這種極端危險的方式離開中國？”意思就是中國踐踏人權，所以中國公民才會冒險離開中國。結果zui後英國警方調查顯示：“39名遇難者無一人是中國人。”

“信息繭房”為什麼可怕？它的可怕之處就在於，很容易讓人形成偏見。這次新冠病毒，為什麼會在歐美造成這麼大的災難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“慣性反華造成的”。武漢封城的時候，西方政客和西方媒體紛紛攻擊中國：“將城市變成了集中營。”“限制自由，沒有人權。”中國很多省市啟動一級響應，老百姓自願在家隔離的時候，西方政客和西方媒體又攻擊中國：“中國是zui沒人權的地方。”“中國公民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。”在中國全力抗疫的時候，西方政客和媒體不僅不吸取中國抗疫經驗，反而趁人之危處處抹黑中國，以至於絕大多數西方人，根本沒意識到新冠病毒有多可怕，也完全不當一回事，結果造成了病毒的大範圍傳播。

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IanJohnson，後來在《紐約時報》撰文反思說：“zui重要的原因是外界，尤其是西方，執著於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成見，而低估了中國經驗對他們的價值… …西方未吸取中國的經驗教訓，錯過控制新冠病毒傳播的zui佳時機。中國為西方爭取的時間，卻被西方白白浪費了。”是啊，歐美國家至少擁有一個多月時間可準備，但因為痴迷於慣性反華，而錯過了控制新冠病毒傳播的zui佳時機。這次新冠病毒，為什麼會在歐美造成這麼大的災難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“對中國醫療系統充滿偏見造成的”。

在中國發出提醒的時候，在世衛發出警告的時候，西方國家完全不當一回事，因為長期以來，在西方政客的言談中，在西方媒體的報導裡，中國都是一個醫療系統落後的國家，所以很多西方人想當然地認為：“疫情在中國境內如此嚴重，無非是因為中國的醫療水平落後罷了，用不著大驚小怪。”“醫療系統如此落後的中國，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才1%，輪到我們也就是個大號流感唄！”正因為對中國醫療充滿偏見，西方國家才沒有認真防範。

久坂萩講過一件事情：1937年日本侵華開戰後，中國始終處於下風。於是西方人產生了一個想法：中國軍隊不行，日本軍隊搞不定不行的中國，所以日本軍隊也不行。珍珠港事件以後，英美艦隊遭受重創，歐美人這次恍然大悟：“原來日本軍隊竟然這樣厲害啊，中國軍隊扛了日本這麼久，中國軍隊真是不容易啊！”這一次也是一樣，歐美人也是這種思維：因為中國醫療不行，所以病毒也是不行的。所以在中國全民隔離全民抗疫的時候，他們馬照跑、舞照跳、球照踢。直到意大利人死亡慘重後，歐美人這才恍然大悟：“原來這病毒真的很猛……”對中國醫療的傲慢與偏見，將西方捲入了這場大災難。

這次新冠病毒，為什麼會在歐美造成這麼大的災難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“崇尚極端的個人主義”。大家還記得澳籍華人梁某吧，梁某從澳大利亞飛到北京後，不遵守居家觀察14天的規定，非要不戴口罩出去跑步，面對防疫人員的勸說，她不但不聽勸告，還大喊：“救命救命，有人騷擾。”梁某就是澳大利亞定居數年後，染上了“極端個人主義”的毛病，“只在乎自己是不是方便是不是舒服。”一直以來，西方都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，所以他們看不慣集體主義。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到底哪個好？說實話，各有優劣。極端的集體主義不好，極端的個人主義也不好。我們不能因為自己好個人主義，就徹底否定集體主義，我們也不能因為自己好集體主義，就徹底否定個人主義。

新冠病毒為何會在歐美造成這麼大的災難？就在於他們徹底否定集體主義。武漢市封城的時候中國人戴口罩的時候，丹麥首相這樣說：“我們不會封城，我們不需要戴口罩，因為這違反人權，違背自由精神。”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人為什麼自願禁足？也很難理解中國人為什麼提倡眾志成城？這次新冠病毒，為什麼中日韓防控比較成功？因為東亞都是比較崇尚集體主義的國家。為什麼歐美防控如此糟糕？因為他們極端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，“極端的個人主義，極端的自由主義，不戴口罩，不做自我防護，自己舒服了，但別人慘了。”在這裡，我不是說集體主義好個人主義壞，我是想說這兩種主義都各有利弊，你不能因為崇尚一種主義，就徹底否定另一種主義，否則，有時你會吃大虧。

2020年2月27日，澳大利亞廣播公司（ABC），發表了一篇文章——《許多人認為新冠病毒是中國的“切爾諾貝利時刻”，但現實可能會證明他們是錯的》。新冠病毒在中國蔓延的時候，很多西方人幸災樂禍：“認為新冠病毒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。”“認為這只是中國的事情。”但ABC在這篇文章裡提出一個問題：“如果中國給我們所有人上了一課呢？那可咋辦？”遺憾的是，這篇提問並沒引起西方人的注意，但沒想到一語成讖。 200多年前，大清皇帝乾隆寫信對英國國王說：“天朝物產豐盈，無所不有，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。”言語裡盡是傲慢和偏見，現在的一些西方國家，像極了200年前的大清。希望這次大疫之後，西方人能夠好好睜眼看看中國。克服傲慢與偏見，是西方認識中國的必修課。